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｜李培南：从长征到抗大，再到淄博的革命足迹

编者按：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，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联合淄博市档案馆特别策划推出“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(jìyì)”专栏(zhuānlán)，以历史档案为经纬，重织鲁中大地永不(yǒngbù)褪色的红色(hóngsè)记忆。

每件档案都是永不磨灭的(de)(de)精神坐标(zuòbiāo)，每次解读都是对抗战精神的时代叩问。本专栏(zhuānlán)将依托馆藏及最新征集的珍贵抗战档案，系统梳理文献、实物、图片、音像等多样化原始史料，深入挖掘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感人故事、英雄事迹以及普通民众的抗争经历。

即日起，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用档案构筑的历史长廊，在(zài)发黄的纸页间触摸民族脊梁的温度(wēndù)，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李培南：从长征到抗大，再到淄博的革命足迹(zújì)

档案人物：李培南，1905年6月出生于江苏(jiāngsū)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27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(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)。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老党员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、党和军队(jūnduì)优秀的党务工作和政治(zhèngzhì)工作领导干部(gànbù)、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，原上海市(shànghǎishì)第七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，1993年在上海逝世，享年88岁。

档案内容：1940年夏(xià)在抗大一分校干部(gànbù)大会上(shàng)的讲话手稿(shǒugǎo)、1944年4月出版的党刊《斗争生活》、1945年2月《关于三个月来的时事学习与干部领导的基本总结》手稿以及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。

密密麻麻的小楷，泛黄的纸张……今年4月底，李(lǐ)培南之女李小苏捐赠了大量其父在山东(shāndōng)时期，特别是在淄博和鲁中地区工作期间留下的文件和手稿(shǒugǎo)。这些档案以手稿、打印文件(dǎyìnwénjiàn)及期刊杂志的形式(xíngshì)保存下来，每一份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直接记录，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见证。

穿越山川河流的长征记忆(jìyì)

1934年，中央红军踏上了举世闻名的(de)长征之(zhī)路。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李培南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道路。其(qí)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不仅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(lìshǐ)，更以亲历者(qīnlìzhě)的视角，展现了红军在极端困难(jíduānkùnnán)条件下坚持斗争的真实面貌。书中不仅有战事、行军和政治工作的详细(xiángxì)记载，还有他亲身经历的地理环境、民族风情和风土人情，成为研究长征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。

李培南同志像

“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红军进入贵州(guìzhōu)以来，三个多月的时间里，都是在黔北和川黔(chuānqián)边区活动(huódòng)。除了行军作战外，最令我难忘的是贵州俗谚所说的‘天无(wú)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，人无三分银’。”李培南回忆录中的这些文字，不仅(bùjǐn)是对贵州自然条件的真实描绘，也从侧面反映出红军在艰难环境下所展现出的顽强意志。

在进入藏区阿坝地区时，李培南记录下了红军首次穿越草地的艰苦历程：“草地是(shì)个什么(shénme)样子？当时谁也说不清。现在要过单地，也只是听当地(dāngdì)藏民的一些口述。说什么到处是水草，走(zǒu)几天一路也见不到人烟，而且天气多变，一天之内，时而晴天，时而骤雨，时而冰雹满地。”不仅如此，他清楚(qīngchǔ)记得：“我军还是(háishì)很注意当地的风俗，很注意遵守(zūnshǒu)群众纪律，吃了群众的粮，烧了群众的柴草，都要留下条子和现款，要给藏民以良好的影响。”

抗(kàng)大山东六年历经百余战役淬炼

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(fēnxiào)，简称抗大一分校，于1938年12月在(zài)陕北延长县成立。1939年11月初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(juédìng)将抗大一分校东迁至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，并(bìng)任命周纯全为校长，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，李培南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

1940年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

据(jù)李培南回忆录记载，朱德总司令在武乡王家峪接见周纯全、韦国清及自己时，深刻阐述了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的(de)重要意义与目标：“一方面，山东地大物博，人多枪(rénduōqiāng)多，自古有齐鲁(qílǔ)多英雄豪杰的佳话，历来是兵家必争(bìzhēng)的古战场，也是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必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。另一方面是山东党的基础好，抗战爆发(bàofā)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很快，因此带来(dàilái)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，缺乏子弹，广大的新干部迫切需要进行训练和提高。”

在敌后办学的7年间，抗大一分校累计培训了(le)约20000名干部，其中70%是(shì)军队的军事、政工干部(zhènggōnggànbù)；30%为各条战线的党务、政权、群运(qúnyùn)干部。特别是在山东的6年时间里，学校及其学员或配合主力或单独作战，参加(cānjiā)了大小战斗百次以上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，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

烈火与热血铸就的(de)牺牲

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

1941年冬，日伪军集中五万余兵力，历时50天，在纵横约140里的沂蒙山区展开大规模“扫荡(sǎodàng)”。抗大一分校自然成为敌人“扫荡”的重点(zhòngdiǎn)区域。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(jìngōng)，抗大一分校按照反(fǎn)“扫荡”部署，迅速分散到蒙山地区活动。

当敌人突袭驻马牧池的山东纵队领导机关时，我军坚守在蒙山(méngshān)内线的三大队和蒙山支队率先与其遭遇。根据(gēnjù)上级指示，我们迅速将(jiāng)部队编成多个小队，边战边(biānzhànbiān)突，开展灵活机动的反“合围”作战，多次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

这些英勇事迹，很多都被李培南在(zài)其回忆录中一一记录下来(jìlùxiàlái)，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。

“在突围过程中，我校三大队得知山东(shāndōng)纵队黎玉政委负伤的消息后，立即派出区队长王增才(cái)带领两个班前往营救(yíngjiù)。班长马兴林协助警卫人员，将黎政委背出危险地带一、二里，确保了其安全脱险。”

“在摩天岭一带(yīdài)活动的二大队一个连与敌遭遇(zāoyù)，展开了激烈战斗。正副队长先后重伤，政治(zhèngzhì)指导员陈田心临危受命，继续指挥作战，身负多处伤仍坚持到最后，终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。”

“年仅19岁的政治(zhèngzhì)教员唐国琼（归国华侨）也在突围中不幸被俘。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，他被活活用火烧(huǒshāo)死(sǐ)。即便在熊熊烈火中，他也始终(shǐzhōng)高呼：‘打倒日本法西斯！’‘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’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。”

“此外，二(èr)大队政治委员刘惠东也在战斗间隙单枪匹马寻找(xúnzhǎo)校首长汇报情况，返回途中遭遇敌人包围(bāowéi)。他在最后一刻选择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戕殉国，用生命捍卫了革命者的尊严。”

这些英勇牺牲的战友，是抗大精神的真实写照，他们的事迹不仅铭刻在历史中，更深深印在亲历者李培南的记忆里，成为抗战(kàngzhàn)档案中不可磨灭(bùkěmómiè)的一部分(yībùfèn)。

1946年解放博山后，李培南政委与王建安司令和徐化鲁合影（从右到左）

1948年3月，淄博全境解放。同年8月8日(rì)，中共淄博特委(tèwěi)、淄博特区专员公署在博山四十亩地第三次成立，隶属鲁中南区党委(qūdǎngwěi)和行署领导，李培南任书记。1949年2月，李培南离开淄博。

《在博山各界庆祝济南解放大会上的讲话》《周村概况(gàikuàng)》《李副政委在职工工作(gōngzuò)委员会议上的总结(zǒngjié)发言》《淄博情况》……从李培南当时在淄博的这些手稿，可以看出他以其丰富的经验和(hé)卓越的能力，带领当地军民共同奋斗的时光。这段经历(jīnglì)不仅加深(jiāshēn)了李培南与淄博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，也见证了他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（大众新闻·鲁中晨报(chénbào)记者马斌）